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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原标题: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博雅小学堂 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

原标题: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博雅小学堂

给孩子受益终生的人文底色

文 | 杨樱

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联合作者 资深媒体人

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里, 两位工人子弟从小听话、会做题,作为优秀的“ 奖学金男孩”,实现了阶层跃升 ,成为有威望的医生。但在50岁的中年,又面临“做题家缺乏管理能力”“不够社会”的自我构建困境。上次本书的作者、资深媒体人杨樱在博雅读书会分享第一讲,“我们 都这么庸俗了,怎么还是不快乐? ,今天继续探讨 知识与命运的新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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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频选自博雅小学堂APP《博雅读书会》

01

奖学金男孩:

知识到现在还能改变命运吗?

大家好,我是杨樱,今天我们继续共读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,今天的话题是一个我们从国外学者那边学来的词,叫“ 奖学金男孩”。

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有一些人,从小家境一般,比如说父母都是双职工,或者父母是农村出身的小生意人,但是他们本身读书挺好,学习成绩也好,很争气地一路向上进入一流学校,最后凭借自己的能力找到了好的工作,过上了条件不错的生活。

这个解释有点粗糙,但它有几个特征是关键的:出身普通,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在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的读者反馈里,很多人会联系到今天的“ 内卷”或者是“ 小镇做题家”,并继续提问: 知识到现在还能改变命运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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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

“到我们家来,

都得是学习好的”背后

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,我觉得我们还是看看书里的内容,书里的这个词本来是用来形容19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的,作者叫做理查德·霍加特,这本书叫做《识字的用途》。那本书里有一段话:

很多人的确在新位置中找到了一种沉着自信。有那么一些“丧失阶级属性的”(declassed)专家和专业人士,他们在攀爬了一段长长的奖学金之路、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,进入到他们自己的领域之中。

有那么一些才华横溢的个体,他们成为非常好的管理人员和官员,发现自己彻底找到了家。有些人并不必然是非常有天赋,但他们达到了一种既非被动又非丧失意识的沉着自信;他们心安理得地待在新群体中,丝毫不去炫耀性地披上那个群体的保护外衣;他们和工人阶级亲戚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,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一种恩惠的基础之上,而是 建立在一种恰当的尊重之上。

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发现这个特点的时候我们特别高兴,因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和半个世纪之前的英国隔空产生了映照。如果我们去看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这个中国版本,张医生的母亲杨淑霞和她所主导的家庭也是这样。就是那种强烈的上升愿望,其实对于所有的“奖学金男孩”家庭来说都是一样的。

第一步,要跟普通的平常生活做一个切割。不要跟那些不怎么样的人过多来往,杨淑霞特别提到:“到我们家来,都得是学习好的。”

第二步,要跟贫困生活做个切割。这需要一点远见,因为投资教育获得的回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一是因为他们脆弱的经济链条并不能保证稳定的投入,二是子女教育获得的回报和回报时间都会影响家中经济的稳定。

跟贫困生活的切割不止于对教育时间的总体投入,也包括对子女的尽可能的支持, 这种支持并非以功利性为前提,而是一种出人头地的寄托和期求。

这也是我们所说的“阶级跃迁”。

03

听话、管理能力、“不社会”

从某个角度来说,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帮助许多人实现了这个过程,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果,而是那些实现了阶层越迁的人,那些“奖学金男孩”,他们的身上会留下什么特点?

我们在书里尝试做了一点总结,我觉得这只是代表一定程度上的思考,供大家讨论。

比如说,听话。到了社会上之后,大家会觉得一个听话的人可能不能算是很厉害的人,但是在学校里, 在家里,听话就意味着“能主动学习”。只有具备了这种素质的人,才更有可能获得资源。

再比如, 缺少管理能力。它并不是一个必备素质,但也并非无用或者被有意忽略。作为一个“奖学金男孩”,缺乏管理能力是正常的,而且,它与缺少协调组织能力、缺少社会性等特质都神秘相关。

这会说到我们之前提及的,“ 不社会”。某种意义上,这个“奖学金男孩”是被保护起来的,以免被“社会”干扰,或者更直白一点说, 避免学坏

这两个事情综合在一起,最后导致什么呢?导致很多人的一个困境,就是在自己学习的时候总是一帆风顺得心应手的那个状态,到了社会却不管用了,有些问题解决不了,有些问题根本不知道如何入手,换句话说,根本不知道问题是什么。

往往,这些事情都是跟人际关系相关的,一些人做题厉害,却无法理解别人的思维,也不知道如何在一些复杂的社会情况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。

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我们先说做题这件事。

奖学金男孩最拿手的一件事是: 解题。主角张晓刚一辈子都在解题,小的时候是功课和老师故意让他做的数学题、不喜欢的英语和历史,后来是内科、外科、全科,再后来是神经外科。他们面对一个可量化的指标时,总是可以迅速找到解题办法,轻松赢得头筹。而 在不可量化的领域里,他们总是有点疑惑自己的能力,总是有些担忧:自己做得不够好。

但是没有哪个词比“社会”更难以量化了。所以,对于张晓刚来说,它是一生待解而未解之难题。它不但难以量化,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准确的外延和内涵的词。

到了真正的社会上,也就是工作前后,整个环境对人的要求剧烈变化,他要求一个人可以对他人的需求进行解码,有些人会靠广泛的交际来实现这一点,本质上其实就是为了获取足够多的信息来供自己作判断,所谓的“多条朋友多条路”。

但是奖学金男孩们,我们往往简单把他们叫做“书呆子”,没有社会交往经验的积累,跟人打交道会犯怵,他们整体对于“交朋友”的心态就会趋于功利。

“奖学金男孩”,知识改变命运之后的中年之惑

在采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,我们书里的两个主角,张医生与王医生,在他们50岁的时候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。

一方面, 他们觉得自己不够社会,因此张医生决定不能独自进晚餐,每天晚上要参加不同的饭局,结识不同的朋友,而王医生希望可以尽量结交高质量的人,这样他多奋斗,多社交,可以为马上高考、即将工作的女儿铺路。他最大的愿望,是希望自己的奋斗可以减少女儿的奋斗,虽然他对女儿要什么、内心处于怎样的状态几乎一无所知。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而另一方面, 这两个人最舒服、最自我的状态都是一个人待着。无论家人对他们的照顾有多好,自己待着就是他们最高兴的。

这就是两个奖学金男孩到中年的时候与社会的博弈状态。

04

做题家vs.社会家?

我们对于这个状态没有好或者不好的评价,但我们觉得 非常真实。这也并不是说,我们认为从小要让孩子变得非常社会,就可以避免以后的紧张和局促。

与其这样说,我们倒是认为,应该 从小建立完整的人格,认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别人是怎样的,除了自己,外部的世界如何运转,甚至包括自我的形成到底是怎么回事,以这个复杂的议题作为人生课题,要比简单把几门学科作为人生课题要来得靠谱。

这也是我们在回应“知识能否改变命运”的时候说的话,我们觉得,小镇做题家的问题本质上和张医生、王医生的问题是一样,把书面的做题能力和人生的解题能力划等号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,最大的危险,可能是自我的模糊。我们会在下一讲里说到“自我”的问题,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,希望可以和大家探讨。

上一讲精华:

我们都这么庸俗了,怎么还是不快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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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开讲好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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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杆子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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